但若采广义理解，即把过程解释为包含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必要前提，则公共企事业单位就有义务公开此类信息。
我国《宪法》131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作为行政争议的裁判者，其裁判结果应当作为程序标的。
作者简介：王青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在行政法院方面，乃其取得实体判决之基础。[18] 通过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行政应诉案件量增长幅度明显，从2013年到2018年，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从2013年的6万多件到2018年的21万多件，增长了三倍有余。在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点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并无本质区别。（二）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的。
[59] 参见前注[20]，王青斌书，第141页。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一直是阻碍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桎梏。基于这一考虑，建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近期召开一次以构建高等教育法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讨会，从基本范畴入手逐步确立起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基本范式。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成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历史意义重大。再次，高等教育法治不同于高等教育治理。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频频出现，而高等教育法治则出现于2000年以后。在具体分析各个时期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与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大学治理存在紧密关联。
为此，建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每年制定一个年度学术研究计划，有意识地运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成果指导教育法治研究，从而推动教育法治实践的纵深发展。张德祥和黄福涛教授认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任务[[19]]。
三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简称《学位条例》），开启高等教育立法工作。除此之外，还关系到大学治理结构、大学的人力资源配置以及大学的资金保障等多个要素。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缩小双一流高校与国际顶尖大学的差距，如何实现双一流高校与非双一流高校的协同发展，如何实现东部高校与中部高校、西部高校的均衡发展，如何促进民办高校的跨越式发展。这一现象说明了在法学界研究教育法学尤其是高等教育法治的科研人员还不太多。
（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反思和深入阶段（2015年—）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高等教育法》作了重要修订，涉及大学自治权等诸多内容。如果只是把高等教育法治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来研究的话，这将会限制其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差别在于：治理包括元治理，即大学自治权力问题，而这在高校依法治校的含义中甚少涉及，所以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也仅是高等教育法治的一个方面。（一）深入发掘习近平新时代高等教育法治思想 习近平同志不论是关于高等教育，还是关于法治，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在国外高等教育立法方面，侧重于介绍日本、法国、美国、前苏联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家，代表论文如何瑞琨的《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法比较》、叶灵春的《苏联的高等教育立法初探》、施晓光的《美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历史演进》、劳凯声的《若干国家高等教育立法的比较》和吕虹的《日本高等教育立法述要》，等等。（5）研究高校师生法律关系[[25]]。
第三，微观层次治理，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配置学校与院系的权力。[[13]]最后，在用语上，高等教育治理或者大学治理借鉴了西方的治理话语，它们与具有中国语言风格的高校依法治校具有相似性。
以上述三件大事为契机，学术界围绕高等教育与法治这一议题，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研究。四、高等教育法治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深化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新时代迎来了新机遇新挑战，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理想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涵。第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议题存在过度集中现象。第二件事是1998年立案1999年裁判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这两种法律关系基本上涵盖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如劳凯声教授认为，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解决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是一条可能的改革出路[[16]]。
第三，2017年9月20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将对中国大学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12]]在第一个层次上，即研究大学自治权力，这可以涵盖在高等教育法制的内容中。
可是国内学术界在最开始使用高等教育法治时，仍然是从高等教育立法的角度来阐述的，如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姚云博士。四是有力的高等教育法治保障体系，其包括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法治文化、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法治专门人才培养等。
其次，高等教育法治不同于高校依法治校。在分析制定我国的高等教育法方面，则较为简略，通常聚焦在立法必要性、立法时机、立法目的等宏观问题，而对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等中微观问题关涉较少，代表论文如袁自煌的《中国高等教育立法刍议》、黄之英的《略论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崔跃武的《试论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高其祖的《对高等教育立法的几点认识》和喻岳青的《谈高等教育立法目的和指导思想》，等等。
三、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不论是在发表论著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议题的广度上，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的高等教育立法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汉语构词来看，（名词）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如何将习近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和关于法治的思想有机整合，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高等教育法治思想，进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课题。代表性著作有姚云的《美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2004年）、温晋峰的《大陆与台湾高等教育法比较》（2008年）、刘虹的《美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2012年）、周世厚的《利益集团与美国高等教育治理》（2012年）、余承海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研究》（2014年）、张新科的《德国高等教育管理及大学治理》（2014年）和高迎爽的《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2014年），等等。
此外，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将影响到教育法治的实效。秦惠民教授认为，应该继续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17]]。
高等教育法治化可以理解为高等教育从无法治到有法治的变迁过程，目标是通向高等教育法治。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来规范政府、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其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8]]。
三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如首都师范大学的劳凯声教授（先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与王敬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惠民教授、周光礼教授（先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和申素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教授、北京大学的湛中乐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黄明东教授，等等。首先，高等教育法治不同于高等教育法治化。
（二）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全面开展阶段（1998—2014年） 1998年是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深刻推动了后来的研究：第一件事是《高等教育法》的制定。因此，建立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向教育法治研究的传递机制就非常重要，这方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受教育权研究向在家教育研究的传导：学术界最初对受教育权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后来扩大到学生群体，于是在家教育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有学者主要从依法治教方针、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工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五个方面来描述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内容[[9]]。三是严密的高等教育法治监督体系，其包括运用合宪性审查方式对高等教育法律进行监督、对高校依法治校活动进行行政监督、对高等教育司法活动进行诉讼监督，以及采用其他监督方式等。
以大学章程为例，自米俊魁的《大学章程价值研究》（2006年）出版以来，10年间出版了同类著作不少于10本，这个数量对于像高等教育法治这样的小学科而言还是非常可观的，但理想的学术布局应该需要更多像韩兵的《高等学校的惩戒权研究》（2014年）这样的专门研究。总体而言，过去四十年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与高等教育立法相互呼应 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最开始就聚焦于《学位条例》的制定。
这一时期的研究议题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联系紧密，相关议题主要包括：（1）深入研究依法治校[[21]]。除了这一明显的研究热点外，其他议题还包括：（1）政府与高校的法律关系研究，如王敬波的《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行政法问题研究》（2007年）、姚金菊的《转型期的大学法治：兼论我国大学法的制定》（2007年）、周兰领的《与公立学校行政关系法治化论纲》（2010年）、段海峰的《行政法视角下的高校管理》（2010年）和朱玉苗的《大学法论纲》（2012年），等等。
（三）以问题为导向扩展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议题 当前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有逐步向大学治理研究聚集的趋势，这一现象导致了很多其他相关领域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17]] 秦惠民,谷昆鹏.对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8]] 湛中乐 等.大学章程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8. [[19]] 张德祥,黄福涛.大学治理: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 [[20]] 周光礼.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 [[21]] 范藻,宋斌.依法治校:从工具理性的践行到价值理性的建构[J].教育探索,2015,（8）. [[22]] 张峰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法治化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3）. [[23]] 黄明东 等.教育政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6,（1）. [[24]] 李文平.我国政策话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及演变[J].教育发展研究,2016，（11）. [[25]] 黄明东,姚建涛.高校师生法律关系四性特征分析[J].学术界,2017,（2）. [[26]] 陶夏,黄明东.我国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性痼疾刍议[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3）. [[27]] 祁占勇 等.高等教育评估权的行政法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17,（3）. [[28]] 陈超.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12）. [[29]] 刘宝存,段世飞.双一流背景下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重构探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 [[30]] 陈冬松.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热点的领域构成与拓展趋势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7,（1）. [[31]] 袁兆春.高等教育法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8. [[32]] 袁靖宇.树立中国高等教育的伟大理想[N].光明日报,2017-11-07,（13）. [[33]] 陈宝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高等教育重要论述 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7,(1). [[34]]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6． 作者简介：叶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
